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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朗普政府第二次上台後，關稅政策持續升級：將美國與特定國家的商品貿易逆差額，除以該國對美出口總額，所得百分比再折半計算，最終設定10%作為最低稅率門檻。加拿大、墨西哥、歐盟、日本、印度等經濟體，稅率區間達20%至26%，同時取消低價包裹免稅優惠；而對中國的104%的關稅，如「話事啤」下注加碼到125%，145%，245％。美國政府宣稱此舉旨在縮減貿易逆差、重振製造業，甚至解決移民與毒品問題。然而外界普遍質疑，高關稅政策實際推高國內物價、損害消費者權益、擾亂全球供應鏈。香港作為轉口貿易中心與國際金融市場，首當其衝感受到政策波動，這場爭端成為檢驗「經濟安全」理論有效性的現實案例。香港這個高度外向型經濟體，必須清醒認識美國關稅政策的實質意圖。

「經濟安全」異化及其後果

經濟安全作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，其概念興起於冷戰後全球化加速時代。當時各國更關注經濟發展而非安全議題，但隨著國際格局演變，西雅圖WTO會議爆發大規模反全球化示威；亞洲金融危機（1997-1998年）暴露出高度開放經濟體的脆弱性，促使各國重新審視經濟安全內涵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顯示，危機後新興經濟體的外匯儲備佔GDP比重從1996年的8%驟升至2002年的22%。其後，經濟安全逐漸成為涵蓋軍事力量、國際地位和社會穩定的綜合性概念。本質上，經濟安全要求經濟體具備抗外部衝擊能力（如供應鏈斷裂、市場動盪）的同時，保持可持續的全球貿易參與度與發展動能。香港的實踐為此提供了絕佳註腳——即便面對美國的關稅壁壘，仍能依託多元化市場和內地支持快速調整貨流，充分證明真正的經濟安全應植根於開放合作，而非封閉對抗。

然而，當前國際競爭中，「經濟安全」正遭遇嚴重異化。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（2024）指出，這種「經濟泛安全化」現象表現為將正常經濟活動過度政治化，導致全球市場割裂。

美歐日等國以國家安全為名，推動半導體、能源等關鍵產業回流本土或轉移至盟友國家，日本政府甚至不惜提供巨額補貼吸引台積電設廠。根據彭博社統計，2020至2023年間全球晶片產業的政策補貼總額超過3000億美元，其中高達82%的補貼項目都帶有明顯的「去風險」政治標籤。
 (2) 供應鏈意識形態化

與此同時，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（IPEF）和「四方安全對話」（QUAD）等機制，公然將供應鏈按照意識形態劃線，在2023年達成的IPEF供應鏈協議中，有多達14個條款直接針對所謂「非市場經濟體」，試圖構建排除特定國家的平行產業體系。

(3) 技術管制武器化

在技術領域，美日等國聯手構築的「安全壁壘」更顯嚴苛。在人才流動方面，STEM領域的中國留學生簽證受到嚴格限制，參與中國「千人計劃」的學者遭到全面監控；技術出口管制清單被擴大至14大類新興技術；外國投資委員會（CFIUS）的審查案例在五年內激增340%。這些措施已遠超正常技術保護範疇，淪為遏制他國發展的政治工具。

(4) 關稅工具戰略化

更甚者，特朗普政府公然顛覆WTO多邊規則，對價值超過5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懲罰性關稅。布魯金斯學會研究顯示，這些關稅導致美國企業年均損失160億美元，卻完全未能實現所謂「製造業回流」的政策目標。

這種經濟安全概念的異化已造成深遠危害。世界銀行《全球經濟展望2025》警告，美國關稅政策推高全球貿易成本，影響運輸與物流；麥肯錫《技術趨勢展望2024》指出，貿易壁壘阻礙技術交流，拖慢創新步伐。正如國務院港澳辦夏寶龍主任一針見血地指出：「美國不是要我們的稅，而是要我們的命」，某些勢力的真實目的已完全超越正常商業競爭範疇，演變為赤裸裸的經濟扼殺。

香港經濟的韌性表現
 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強調，香港將堅持自由港定位，不跟隨內地對美國商品加徵報復性關稅，通過靈活政策吸引資金與人才。儘管面臨關稅風暴，香港經濟展現出較強韌性。數據顯示：美港貿易僅佔香港外貿總額2.91%（出口460億港元，進口2176億港元），遠低於內地貿易規模（4.791萬億港元）。即便美國將香港商品視同內地徵收145%關稅，香港對美出口仍實現13%增長，整體出口增幅達11%，影響相對可控。這得益於香港獨特的經濟結構——服務業佔比超GDP九成，金融、物流、專業服務等核心競爭力並不依賴美國市場。在進口方面，美國貨物僅佔4.3%（內地佔43.5%），電子產品和農產品可從日本、澳洲等地替代；出口方面，61億港元本地產品可轉向內地、東盟、中東等市場（中東市場增長10.6%），407億港元轉口貨物（主要來自內地）可通過新加坡、杜拜等樞紐調整，實際損失僅佔出口總額0.94%。

香港已簽署9份自貿協定（涵蓋21個經濟體）和24份投資協定（涉及33國），積極開拓東盟、中東及「一帶一路」市場。內地14億人口與大灣區8600萬消費者的潛力為香港提供堅實後盾；2025年第一季度香港經濟增長2.5%，當前香港經濟雖保持穩定增長，但美國使全球貿易環境持續惡化，「經濟安全」被異化為貿易武器時，我們又如何破局?

破解「泛安全化」困局
 美國關稅風暴將「經濟安全」與「經濟泛安全化」的界線劃得涇渭分明。前者是經濟繁榮的基石，後者則是裹著安全糖衣的自由貿易陷阱。美國高關稅政策表面上是為保護國內產業、減少進口競爭，實則帶來一系列複雜後果。全球貿易體系因關稅成本攀升而被迫重組，供應鏈面臨人為斷裂的風險。這種保護主義措施或許能在短期內保住若干工廠就業，但長期而言必將推高國內物價、抑制技術創新活力，最終損害消費者權益與企業競爭力。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近期表示，美國對華關稅導致該國家庭年均支出增加約1300美元，而受保護產業的就業增長卻微乎其微。

在此背景下，香港的實踐經驗具有重要啟示意義。面對此變局，香港需要以更高水平的「開放」破解「泛安全化」困局。這座城市以實證表明：真正的經濟安全閥在於市場的靈活適應力與多元化佈局。特別當內地面對關稅衝擊，遭遇外貿訂單縮減、外資信心波動之際，香港更需以實際行動展現開放型經濟的獨特韌性。具體路徑包括：深度激活大灣區「一小時生活圈」的協同效應，將「一帶一路」的樞紐優勢轉化為實質性合作項目；在鞏固傳統歐美市場的同時，積極開拓東盟新興消費市場，並在中東能源轉型中尋找新機遇；透過「北部都會區」創科布局，打造貫穿基礎研究、成果轉化到產業應用的高增值產業鏈，強化香港作為國際超級聯繫人的不可替代角色；始終堅守自由港「零關稅、零壁壘」的制度本色，以更具吸引力的人才政策匯聚全球精英。根據投資推廣署數據，2023年香港初創企業數量逆勢增長12%，外資企業地區總部數量保持穩定，印證這條路徑的可行性。

縱觀歷史長河，從大航海時代到WTO成立，保護主義的高牆無一例外終告傾頹。如今香港這座從不築牆的城市，應以「一國兩制」的獨特優勢，擔當連接東西方的戰略橋樑。通過構建更開放、更包容的國際經貿網絡，為動盪的全球經濟編織可靠的安全網。面對逆全球化暗流，香港這座百年商埠有能力也有責任向世界宣告：拆除人為藩籬、擁抱開放合作，才是維護經濟安全最堅實的防線。「在別人關門時，我們更要把窗開得更大」——這或許正是香港在變局中最明智的戰略選擇。